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从厦门市集美区开车上厦门大桥进入厦门岛前，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竖立的巨大招牌，上写“厦门经济特区欢迎您”。
这里原本是厦门经济特区内外的分界线。在厦门，人们通称为岛内和岛外。如同深圳因为“二线关”所造成的关内外发展的落差一样，岛内外一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落差，坊间曾戏谑称：“岛内像欧洲，岛外像非洲。”
但最近，这块招牌消失了。在深圳7月1日实现特区扩版的同时，厦门特区的扩版也获得了批准。6月20日，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在厦门召开的第二届海峡论坛大会上说，最近国务院已经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
就在几大特区迎来三十周年之际，与深圳这样的改革开放排头兵相比，同时建设的几个特区包括厦门、珠海、汕头却或多或少显得落寞。
三十难立
“那个时候，特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光环吸引了我，所以就过来这边了。”来自东北、1994年到厦门工作的施女士是某媒体在厦门的负责人，她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当时厦门对外界有很大吸引力，但现在厦门跟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太大差别。
她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常住厦门的外地人的感受。
尽管纵向比较，相比以前厦门也在不断进步，但一旦跟相同类别的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厦门发展速度之慢立即凸显。本报记者根据历年统计数据发现，2000年到2009年间，厦门GDP总量仅增长223%，低于同期全国238%的增幅。
与同期规模类似的城市相比，厦门发展速度之慢更加凸显。以合肥为例，2004年合肥经济总量仅为721.94亿元，彼时厦门的经济总量为883.21亿。2009年当合肥GDP已达2102亿元时，厦门仅为1623亿，落下了不止一个身位。
即便是与自身的纵向比较，发展速度之慢亦显而易见。根据《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10年厦门预期实现GDP 2050亿元，但以目前的现实来看，这个目标几无实现可能。
与享誉全国的知名度相比，在经济上，厦门即便是在福建省内的龙头作用和地位也存在质疑。在经济总量上，厦门仅仅在泉州和福州之后位列第三。而跟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相比，厦门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方面显得黯然失色。
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同时，房价及生活成本的高昂却让许多市民感叹不已。作为二线城市，厦门的房价已经和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广州，但前者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却远不如广州。
与厦门面临着同样问题的还有珠海和汕头。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定位的珠江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珠中江一体化的龙头带领作用一直受到外界的非议。
2009年，珠海GDP首次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37.69亿元，而同期中山GDP达1564亿元，即便较为落后的江门也达到1355亿，珠海在珠中江三个城市中继续“吊车尾”。
和珠海一样，2009年汕头的GDP也刚刚跨过千亿大关，达到1035亿元，在广东21个地市中仅位列第11位。
在去年6月举行的粤东地区现场会汕头站的座谈会上，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说：“汕头和厦门，当初从工业基础到人员构成、经济总量，两个市几乎一模一样。”但到2009年，厦门的地方一般财政收入达到240多亿元，而粤东四市加起来仅为厦门的一半左右。
筚路蓝缕
经过30年的沉淀，深圳的特区光环已经淡去，但由特区所孕育出来的营商环境，尤其是对于创新及创业的渴望，这种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梦想的优秀人才在此扎根发芽。马化腾、马明哲、马蔚华、王石、任正非、侯为贵……每个名字的背后都饱含着特区精神之下的执着。
但是，为何这种特区精神在珠海、厦门、汕头这三个城市中并未凸显呢?实际上，四个经济特区创立的历程尽管颇为复杂，但其原因却是相似的。
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的谈话指出：“那一年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的潮州人很多，厦门是因为闽南在外国经商的很多。”
所以设置四个经济特区的初衷就是希望四个临近海外资本的地区，通过一系列特殊的税收和监管的政策，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加工贸易，以点带面取得改革开放的突破。
但在起步上，几个特区之间差别很大，可以说深圳已经起跑了，其他几个特区却还在“系鞋带”。
按照1979年7月中央关于办“出口特区”的想法，即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所以在时间上，汕头和厦门的起步就晚了一两年。
在特区面积上，珠海等地与深圳的差距也很大。当1980年深圳拥有327平方公里的特区范围时，珠海的特区面积仅为6.81平方公里，厦门的特区范围只有2.5平方公里，汕头特区更是只有可怜的1.6平方公里，仅为深圳的0.49%左右。
在地理区位上，深圳在珠江东岸，紧邻香港，是当时香港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最近的地区。
而珠海虽然毗邻澳门，但是澳门狭小的经济总量和以博彩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对珠海的辐射作用相当有限。由于处于珠江西岸的末端，改革开放后当香港作为珠三角的主要外资来源时，珠海同香港的交通相当不便，是珠三角地理区位最差的一个地方。
而厦门更是如此。虽然拥有对台的地缘、人缘等方面的优势，但长期以来两岸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形态使得厦门在对台引资方面的优势反而不如深圳、东莞等地，加上通往内陆地区的交通相当落后，整个城市经济扩张的步伐就较为缓慢。
汕头的情形则基本与厦门类似。
“深圳跟香港挨得最近，地理优势、地缘等优势使得深圳比其他几个特区的视野更开阔。深圳一开始城市规划什么都是学国际的先进东西的。”特区问题研究专家、汕头大学特区台港澳研究所原所长方宁生教授告诉本报，对外开放政策最先调动起来的就是港澳同胞，其次才是海外侨胞。
更为关键的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扶持力度方面在四个特区之间的差异很大。
“深圳特区从一起步就是所有特区的重点，中央对深圳前几年的投资是其他几个特区都没办法比较的。特别是央企在深圳的投资。当时大家都没有钱，但是深圳有这些来自中央企业的钱。这样，在吸引国外投资、国外客户方面，深圳比其他几个特区的优势要大得多。”方宁生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1980年3月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外经和特区会议上也说：“广东办特区，搞两个三个也好，但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办好深圳”、“珠海不是取消，你们有力量就搞”……从这些话语中，珠海、厦门等地的地位就更加明确，那就是要更多依靠自己探索的较次要的特区。
而从一开始，深圳就定位于综合性特区，其他几个特区则主要是出口加工贸易区。定位上的不同也为以后几个特区的产业结构缺陷埋下了伏笔。再加上自身体制的羁绊和思想的保守等原因，当深圳已经快马加鞭地向前冲时，其他几个特区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初期摸索。
据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原市委书记梁广大的回忆，1983年从佛山调任珠海代市长时，他感觉珠海和深圳不同，“慢一拍。深圳已经红红火火了，而珠海市没什么大动静，只有九州港小项目在慢吞吞地动工。”
当时香港的翡翠台曾经有一个猜谜节目，请小朋友们猜一猜世界上有哪一个城市只有一盏红绿灯，它的位置在哪里。小朋友们异口同声都猜中是珠海，因为珠海当时只有烈士陵园那条路设有一个红绿灯。
波折前行
这种局面的变化是在1984年1、2月邓小平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考察之后。邓小平在考察完三个特区之后对特区给予了肯定，珠海、厦门、汕头三个特区的范围也得以扩大到合适的范围。从这个时候起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个特区通过吸引外来投资、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尽管获得快速的发展，但其间也存在着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增幅的减缓埋下伏笔。
以珠海为例，在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和广、深等城市不同，珠海从一开始对投资的条件和档次选择比较严格，选择发展一些附加值较高的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但由于经济集聚和发展的力度不够强，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和配套齐全的工业体系，从而大大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这种影响在90年代中后期不断凸显。
厦门和汕头的发展也存在类似的不足，最为明显的就是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比如厦门虽然地处民营经济发达的闽南地区，但厦门的民营经济发展却较为滞后，与近邻泉州有着较大的差距。
在方宁生看来，这几个特区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对后红利时代的发展提前布局。“国家办经济特区是让利的，国家把一部分税收收入让给了经济特区，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但是，当时经济特区一开始办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这种让利不可能是长期的，一个历史时期可以，长期的话就会引起经济特区和内地普区的矛盾了。”
“中央给特区的优惠政策都是有时效的，一般都是10年左右，到了90年代初就到期。特区就进入转型期，有的优惠政策延长到15年以上，那是照顾。”方宁生说，作为特区，如何运用国家给的十年十五年的优惠政策，加快自己的发展，把基础打好，“政策时效一过你也能够很好地转型，找更高一层的发展道路，这个很关键。”
他认为，除了深圳之外，其他几个特区大多没有这样的意识，“它们以往的思维是靠国家的优惠政策过日子，一旦没有了政策红利，你就不能发展，按这样就完了。这个时候该转型了也没办法转型。”
经历了一番阵痛之后，珠海、汕头等城市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探索，并在进入新世纪(21.18,0.05,0.24%)后逐步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
但这个时候，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基本取消，珠海等城市和内陆其他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再加上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城市只能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环境中探索前行。
新的起跑点
珠海、汕头等城市原先的发展极大地得益于优越的特区优惠政策，但90年代后这些特权逐步消失。尤其是在2008年“两税合一”以后，特区最后的优惠政策也被取消，三个特区又站在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下一步如何跑十分关键。
珠海正在向海洋要发展。珠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霍荣荫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珠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珠海是海洋大市，海洋经济也是珠海的主要经济模式之一，珠海建市之初就确立了大港口带动大经济，形成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港口经济的骨架基本搭建出来，我们正在以自身条件打造西岸的门户城市，包括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围绕这个来开展的。”
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及横琴新区的开发，将多年来粤港澳合作中边缘化的珠海重新拉回到“俱乐部”中。
霍荣荫说，横琴新区为粤港澳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载体，再加上港珠澳大桥的开建，使得珠海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化，珠海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围绕着这些粤港澳合作的项目作调整。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华本良认为，目前珠海在粤港澳合作中发挥作用的时机到了。“过去珠海想跟香港、澳门合作，但没有话语权。现在，香港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愈加依靠珠三角，澳门人到珠海也是越来越多了，需求发生了变化，珠海具有了合作的基础和潜力。”
作为这三个经济特区中唯一的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厦门的地位和区域影响力不言自明。尤其是在两岸关系日益缓和的今天，这个祖国东南“大厦之门”的对台前沿作用正进一步得到深化。
去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海西经济区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作为海西经济区的龙头城市，厦门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近日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身处对台前沿的厦门更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在对台经贸方面，厦门目前已经确立了与台湾十大产业对接的规划，包括光电产业在内的先进制造业、包括动漫产业在内的软件业、金融业、服务外包业、旅游业、海上客货运和航空运输业、文化创意产业、商贸业、邮政和通信产业、农业。
这其中，金融业合作将是厦门对台合作的重头戏。目前，厦门正努力打造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今年将着力推动台湾金融机构落户厦门，发展海西金融服务业。
而对汕头来说，如何破解当前的转型困局压力不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此前曾经告诫过汕头：“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稍纵即逝。如果汕头抓住了机遇,战胜了挑战，就是‘左右逢源，东承西进’;如果无所作为，丧失机遇,就可能‘两边受压，东西不是’，丧失区域中心城市地位。”
这些年来，汕头经济发展愈加暗淡。从经济辐射功能看，虽然汕头在粤东四市中块头较大，但增长不快，过去三年，汕头GDP年均增长速度比周边的小兄弟汕尾、揭阳低5个和4.6个百分点，比潮州低1.4个百分点。
汕头金平区金厦街道月季园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静娟面对汪洋时希望省里能够“拉汕头一把”，汪洋回答她“我记住了你的话，拉汕头一把”。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主要靠着外界的拉动，而是自身的驱动力。
“这几个特区仍然拥有地缘、人缘等方面的优势，关键是当地如何将这些优势有效地组织起来，比如厦门海外华侨和台胞众多，那么厦门如何打造成闽南人的国际母城呢?汕头也一样，如何打造成世界潮汕人的母城，这是他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方宁生认为，三个特区应该认识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转型、如何转型，“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向中央要政策。”
经济特区
最初指1979年后被划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当时国家赋予特区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及许多其他经济管理权限，并且在包括税收、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以及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